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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哲生]中國的彝文研究從丁文江開始

作者:歐陽哲生 發布時間:2014-08-22 原出處:中國民族報

  丁文江是中國地質事業的創始人之一,他一生的研究范圍非常廣泛,涉及地質學、動物學、人類學、地理學、政治、軍事、歷史等。在他涉足的每一個領域,他都取得了驕人的成就。上世紀初葉,丁文江在赴祖國的西南地區從事地質考察的同時,頗留意搜集當地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文獻。《爨文叢刻》便是丁文江搜集、整理的一項引人注目的彝族文獻。wGe彝族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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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文江

  關于研究彝族文獻的緣起,丁文江在《爨文叢刻》自序中說:“我第一次看見猓猓(新中國成立前對彝族的蔑稱——編者注)文是在民國三年。那時我從云南到四川,經過武定縣的環州。李士舍的夫人送了我一本《占吉兇書》。書是先用硃墨寫在草紙上的,以后硃字上又蓋了一層黑墨,我屢次請教猓猓的‘師傅’,他們都說是占吉兇用的,但是他們只會讀,不會講。”1929年12月,丁文江在貴州大定縣因自己最器重的學生趙亞曾遇害,無心做事,于是“再著手研究猓猓。一面測量他們的體格,一面搜集他們的書籍”。wGe彝族人網

  其實,丁文江之所以對彝族文獻研究有興趣,一方面與他對人類學的研究興趣有關,他從人類學的角度研究彝族至少在1915年第二次赴云南考察時就已開始,甚至于可能早在1911年第一次進入云南時即已開始;另一方面,他也可能從西方傳教士那里獲得了啟發。丁文江曾提到,“最早研究猓猓文的是在云南的天主教士維亞爾Pere Vial。他在1898年已經出版了他的Leslolos,翻譯了猓猓的宇宙源流的神話,而且把猓猓文和法文并列。其后他又著了一部猓猓字典”。1920年,丁文江正是根據維亞爾LesLolos和《云南通志》所載的爨語,發現白狼文與彝文有將近20個相同的字,就大膽地認為白狼文是彝文的前身。以后,楊成志和王靜如也都有此說。wGe彝族人網

  丁文江對彝族文獻的研究開啟了國內研究彝文的先河。據楊成志考證,外界發掘彝文,最早是西方的法國傳教士Grabouillet、英國探險家Baber、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eliot)和Charria等人。1928年,楊成志“往云南調查民族,僥幸地對羅羅(彝族的又一別稱——編者注)文獻進行了搜集,數量既比中外學人所得的為多,而在質的方面也多為前人所未見”。 從時間上來說,丁文江似乎比楊成志更早看到彝文,并產生了研究的興趣,而且直到丁文江編輯的《爨文叢刻》出版,楊成志也沒有出版他搜集到的彝文文獻。丁文江在序中提及楊成志時還特別說明,“最近研究猓猓文的是中山大學的楊成志先生。1931年他出版了《云南羅羅族的巫師及其經典》。他所搜集的材料很多,可惜大部分還沒有付印”。從這些情況來看,稱丁文江是最早研究彝文的中國學者并不為錯。wGe彝族人網

  為了將搜集到的彝文文獻翻譯成漢字,1929年經人介紹,丁文江結識了彝族老人羅文筆,并約定由羅文筆將其家中珍藏的彝文古籍和丁文江在外面搜集到的彝文經典譯成漢文,“翻譯的方法是先抄猓猓文為第一行,再用注音字母譯音為第二行,然后用漢文逐字對照直譯為第三行,最后一行乃用漢文譯意”。羅文筆照丁文江的方法花費了3年時間終于完成了翻譯工作。其中,羅文筆收藏的《說文》(又名《宇宙源流》)、《帝王世紀》(又名《人類歷史》)、《獻酒經》、《解冤經》(上、下卷)、《天路指明》、《權神經》和《千歲衢碑記》均譯成漢字;丁文江搜集到的《夷人做道場用經》、《武定羅婺夷占吉兇書》和《玄通大書》等,經羅文筆譯定書名,但保持原貌,只按原文抄出。1936年1月,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的丁文江將自己搜集整理的彝文經典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定名為《爨文叢刻》。編輯出版過程中,為保持彝文原貌,“只好用羅文筆先生墨跡石印,又因為《玄通大書》的原來尺寸很大,不能再十分縮小,所以其它的書不能不以它為準,每頁分上、下兩頁或三頁,卷冊未免太大一點”。抗日戰爭爆發后,《爨文叢刻》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輾轉于長沙、桂林、昆明而至香港,流落民間。1956年紀念丁文江逝世20年之際,有學者在香港的舊書市上得到此書,才使之得以再版流傳。wGe彝族人網

  丁文江編輯的《爨文叢刻》出版后,對學術界有一定影響。聞宥發表書評稱,《爨文叢刻》是“已往未有之大結集”,是“第一次正式用彝、漢文對照的形式,向國內學術界介紹了彝文典籍”,“吾人對于此方面夙感興趣者,于此貴重典籍之流傳,不禁有貧兒暴富之樂”。著名民族學家馬學良在其主編的《增訂〈爨文叢刻〉》一書的序文中,對《爨文叢刻》的價值和局限性有過這樣的評價:“在少數民族語文和民族本身同樣是受歧視和被壓迫的黑暗時代,象丁先生這樣一位著名的科學家,竟然不畏艱險,毅然深入彝族,收集整理彝文經典。在那時為保存彝族文化,到今天為發揚彝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這是難能可貴的。我常想,如果這部珍貴的文化遺產,當時沒有丁先生的收集整理付印,仍留藏在彝族唄耄(祭師)手中,即使不毀于國民黨大漢族主義同化政策下,也難逃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浩劫。……《叢刻》的翻譯者是貴州大定縣的彝族經師羅文筆。翻譯的方法是丁先生為他設計的。……這是四行對譯法。至今猶為翻譯的好方法。為我們研究彝族語言文字提供了真實可靠的彝文資料。但原《叢刻》本限于當時的條件和水平,標音和譯文,多有不妥之處。尤其用注音字母標音,既不準確,又不通行,因此有必要重加增訂。” 有的論者總結彝學的發展史時說,彝學作為一門獨特學科的形成,開始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它的發展經歷了3個階段: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是“艱苦跋涉的起步階段”。當時,以林耀華、傅懋勣、馬學良、丁文江、光未然等為代表的少數立志發展彝族文化寶藏的學者,冒著生命危險深入彝區,首次進行了對彝族文化的系統考察,完成了《涼山夷家》、《爨文叢刻》、《撒尼彝語研究》、《阿細的先基》等著作,開創了彝學研究的先河,為后來彝學的發展鋪下了基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彝學研究的基礎建設階段。上世紀70年代末至現在是彝學研究的重新恢復和發展階段,其標志性成果是馬學良主持的《增訂〈爨文叢刻〉》編輯出版。wGe彝族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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